1 汉代政府组织
1.1 皇室与政府
1.1.1 皇权和相权
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，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。代表政府的是宰相。
皇帝是国家的元首，象征此国家之统一；宰相是政府的领袖，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。
1.1.2 皇帝的秘书处
汉代皇帝有六尚，尚是掌管意。
六尚是尚衣、尚食、尚冠、尚席、尚浴与尚书。
五尚都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。
只有尚书是管文书的，这真是皇宫里的“秘书”了。
1.1.3 宰相的秘书处
共有十三个部门，即是当时所谓的十三曹，一个曹等于现在一个司。
一西曹，主府史署用。
二东曹，主二千石长吏迁除，并包军吏在内。二千石是当时最大的官，以年俸有两千石谷得名。可见朝廷一切官吏任免升降，都要经宰相的秘书处。
三户曹，主祭祀农桑。
四奏曹，管理政府一切章奏，略如唐代的枢密院，明代的通政司。
五词曹，主词讼，此属法律民事部分。
六法曹，掌邮驿科程，这像现在的交通部，科程是指一切交通方面之时限及量限等。
七尉曹，主卒曹转运，是管运输的，略如清代之有漕运总督。
八贼曹，管盗贼。
九决曹，主罪法。此两曹所管属于法律之刑事方面。
十兵曹，管兵役。
十一金曹，管货币盐铁。
十二仓曹，管仓谷。
十三黄阁，主簿录众事，这是宰相府秘书处的总务主任。
当时政务都要汇集到宰相，而并不归属于皇帝。
因为皇帝只有一个笼统的尚书处，只有一个书房。最先的尚书也仅有四人，而宰相府下就有十三个机关。这相府十三曹，此诸皇室尚书的范围大得多，而且此十三曹的权位也很重，也竟俨如后代之专部大臣。
汉代一切实际事权，照法理，该在相府，不在皇室，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。
1.2 中央政府的组织
当时有所谓三公、九卿，这是政府里的最高官。
1.2.1 三公
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
丞相管行政，是文官首长；
太尉管军事，是武官首长；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，实际除却军事外，不预闻其他政事。
御史大夫管监察，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。它是副丞相。做了御史大夫，才得升任为丞相。
1.2.1.1 丞相/宰相
当时最高行政长官实在是丞相。丞是副贰之意。所谓相，也是副。正名定义，丞相就是皇帝的副官。
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，所以由宰相来代理，皇帝可以不负责任。
为什么又叫宰相呢？
在封建时代，贵族家庭最重要事在祭祀。祭祀是最重要事在宰杀牲牛。象征这一意义，当时替天子诸侯乃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。到了秦、汉统一，由封建转为郡县，古人称“化家为国”，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，只有一个家却变成了国家。于是他家里的家宰，也就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。本来封建时代，在内管家称宰，出外作副官称相。
所以秦汉时代的宰相，他不但要管国家政务，还要管及皇帝的家务。但现在的宰相，他既要掌管国家政府的一切事情，他再没有工夫管皇帝的家事，于是在御史大夫（即副丞相）之下，设有一个御史中丞，他便是御史大夫的副，这个人就住在皇宫里。凡具中字的官，都是指是住在皇宫的。
皇室的一切事，照例都归御史中丞管。御史中丞属于御史大夫，御史大夫隶属于宰相，如实则皇室一切事仍得由宰相管。
皇帝有什么事，交待御史中丞，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，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。
宰相有什么事，由御史大夫转中丞，再转入内廷。
1.2.2 九卿
太常、光禄勋、卫尉、太仆、廷尉、大鸿胪、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。
他们的官位都是二千石，又称中二千石。因他们都是中央政府里的二千石，以示别于郡太守地方行政首长之亦是二千石而名。
1.2.2.1 太常
管皇家太庙，管皇家祭祖的一个家务官。该属于皇家，不好算是朝廷公职。
在秦代叫泰常，这个常字，本当作尝。他是管祭祀祖先鬼神的。依四时奉献时物，让祖先鬼神时时尝新，故称泰尝。
在古代，宗教意味犹在政治意味之上。古代的住宅，东偏是祠堂，即庙，西偏是家屋，即寝。生宅死宅，连在一起。后代民间此制虽废，皇宫仍沿旧轨。直到清代，太庙不是紧贴在皇宫的东边吗？古代的家庭，最重要的，可说不是活人而是死人，祭祖自属大事。宰就是掌管杀牛祭祖的。所以汉廷九卿的第一卿，也是管祭祀的。
1.2.2.2 光禄勋
门房头儿。
光禄与勋是古今语，都指门房。勋该就是阍，古音相同，这是皇家的门房。光是大，光禄该即是大麓，禄麓音同相借。
为什么门房称大麓呢？此因古时代的皇帝，多半靠山住家，所以皇帝居山，房门就设在山麓。
尚书上说舜管尧的大麓，那便是舜做了尧的宰相，当了尧的门房。
1.2.2.3 卫尉
卫兵头儿。是一个武职，掌门卫屯兵，这是皇宫的卫兵司令。
当时凡属军事方面的官都称尉。
1.2.2.4 太仆
是皇帝的车夫，仆是赶车的。皇帝出去，太仆就替他赶车。
1.2.2.5 廷尉
是掌法的，犯了皇帝的法，都归他管。
1.2.2.6 大鸿胪
外交部，是管交际的。
胪是传呼义。古礼主宾交接，由主传到主身边的相，再由主身边的相传到宾边的相，由是而再传达到宾之自身。鸿即大义。大胪是传达官。
1.2.2.7 宗正
是管皇帝的家族，其同姓本家及异姓亲戚的。
以上七个卿，照名义，都管的皇家私事，不是政府的公务。然而那时已是化家为国了，原来管皇帝家务的，现在也管到国家大事了。
譬如太常就兼管教育，因为古代学术都是在宗庙的。
光禄勋原是皇帝的总门房，现在皇宫里一切侍卫都要他管。那时皇宫里的侍从，还不完全是太监，而且太监很少，大部分还是普通人。当时一般要跑入政府做官的人，第一步就得现进入皇宫里，充侍卫，奉侍皇帝，让皇帝认识，然后得机会再派出去当官。这些在皇宫里服务的，多半是年轻人，当时称作郎官，都归光禄勋管。
太仆因管车马，所以国家一切武装，好像“坦克车、飞机”之类，他也连带管了。
廷尉就变成司法.
大鸿胪就变成外交。
1.2.2.8 大司农
管的是政府经济，收入支销国家公费。全国田赋收入是大宗，由大司农管。
1.2.2.9 少府
管的是皇室经济，收入充当皇室私用。工商业的税收，譬如海边的盐，山里的矿，原来收入很少，由少府管。
当时这九卿，都是皇帝的家务官，是宫职，而系统属于宰相，宰相可以管到皇宫里的一切。
1.3 汉代地方政府
郡、县
汉代有一百多个郡，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。县数，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。
郡长官叫太守，地位和九卿平等，也是二千石。不过九卿称为中二千石，郡太守是地方上的二千石。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，再进一级就可当三公，九卿放出来也做郡太守，并不是降级。地方二千石来做中二千石，也不是升级。太守的名位，都和九卿差不多。
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，一向推崇汉朝，所谓两汉吏治，永为后世称美。汉代官级分得少，升转极灵活。
1.4 中央与地方之关系
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，计簿就是各项统计表册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。
一切财政、经济、教育、刑事、民事、盗贼、灾荒，每年有一个簿子，分项分类，在九十月间呈报到中央，这叫做上计。
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。全国分为十三个调查区，每一区派一个刺史，平均每一刺史的调查区域，不会超过九个郡。他的调查项目也有限制，政府规定根据六条考察，六条以外，也就不多管。刺史只是俸给六百石的小官，不过当一个耳目，所以敢说敢讲，无所避忌。这些刺史，上属于御史丞。
皇宫里还有十五个侍御史，专事劾奏中央乃及皇宫里的一切事情的。
部刺史和侍御史的意见，都报告到副宰相御史大夫，副宰相再报告到宰相。副宰相所辅助宰相的，便是这一个监察的责任。
2 汉代选举制度
我们讲汉代关于此一方面的制度，要到汉武帝以后，才渐趋于定型。
2.1 太学
好如现在的国立大学。当时国立大学里面的学生，考试毕业分两等，当时称科。甲科出身的为郎；乙科出身的为吏。
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，依旧例，凡做二千石官的子侄后辈，都得送进皇宫当侍卫。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，遇政府需要人，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。这一制度，虽非贵族世袭，但仍是贵族集团、官僚集团，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。这在西方，直到近代还见此制。中国则自汉武帝以后便变了。
当时定制，太学毕业考试甲等的就得为郎，如是则郎官里面，便羼进了许多知识分子。考乙等的，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。吏是地方长官的掾属。
汉代官吏任用，有一限制，地方长官（太守、县令）定要由中央派。但郡县掾属，必得本地人充当。不过辟用掾属的权，则在长官手里，这叫做辟属。
三公、九卿、郡太守、县令，这些是由皇帝由中央政府任命的。宰相下面的十三曹，就由宰相自己辟用。此外各卫门首长以下，全是吏，全由各衙门首长自己任用。
2.2 选举制度
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。
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。他们的选举，大体可分为三种：
一种是无定期的，譬如老皇帝死了，新皇帝即位，往往就下一道诏书，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；或是碰着大荒年，大水灾，或是大瘟疫，这表示政府行政失职，遭受天遣，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，来向政府说话，或替国家做事。这些选举是无定期的。这样选举来的人，多半称为贤良，指有特出才能的人。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，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，向他们请教。这叫做策问。策即是一种竹片。问题写在竹简上，故称策问。一道道的策问，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，这叫对策。政府看了他们的意见，再分别挑选任用，这是一个方式。这一种选举，既不定期，也无一定的选举机关。地方民意也可举，三公九卿，政府大僚，也可举。
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，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，出使西域，需要通外国语，能吃苦，能应变，所谓出使绝域的人，政府常常下诏征求，只要自问自己有此才干，可以自己报选。又如军队里要用军事人才，或如黄河决口，需要晓习治水的人，大家知道有这种人才，大家可以举，自己觉得有把握，自己也可直接来应选。这是一种特殊的选举。
后来又有一种有定期的选举，那就是选举孝廉。汉代一百多个郡，至少每年要有两百多孝廉举上朝廷。这些人到了朝廷，并不能像贤良般有较好较快的出身，他们大抵还是安插在皇宫里做一个郎官。如是则一个太学生，当他分发到地方政府充当吏属之后，他仍还有希望被察举到皇宫里做一个郎。待他在郎署服务几年，再分发出去。自从武帝以后，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，至少每年各郡要新进两百多个孝廉入郎署，十几年就要有两千个。从前皇宫里的郎官侍卫本也只有二千左右。自此制度形成，二三十年后，皇宫里的郎官，就全都变成郡国孝廉，而那些郡国孝廉，又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的。如是则皇帝的侍卫集团，无形中也变质了。全变成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了。于是从武帝以后，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。这样的政府，既非贵族政府，也非军人政府，又非商人政府，而是一个“崇尚文治的政府”，即士人政府。
这一制度，又由分区察举，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，制为定额。那时是郡国满二十万户的得察举一孝廉，由是孝廉只成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，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都失去了。最后又由郡国察举之后，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。这一制度，于是会合有教育、行政实习、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始达于完成。
3 汉代经济制度/赋税制度
汉代对于轻徭赋这一理想算是做到了。战国时孟子讲过：“什一而税，王者之政”。可是汉代，税额实际是三十税一。甚至当时人还说有百一之税的（见旬悦《前汉纪》），并在文帝时，曾全部免收田租，前后历十一年之久。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。这因中国疆土广，赋税尽轻，供养一个政府，还是用不完。
然而汉代税制，有一个大毛病，当时对于土地政策，比较是采用自由主义的。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，遇到经济困乏，田地可以买卖，就形成了兼并。耕户卖去了他的土地所有权以后，他就变成一佃农，田主对佃农的租额是很高的。有的高到百分之五十。结果政府的租税愈轻，地主愈便宜，农民卖了地，要纳十分之五的租给地主，地主向政府只要纳三十分之一的税。政府减轻田租，只便宜了地主，农民没有受到分毫的好处。这是讲的田租。
盐铁商是当时最大最易发财的两种商业。煮海成盐，开山出铁，这山与海的主权，却在皇帝手里。皇帝把山海池泽让给商人经营，但是汉武帝讨匈奴，通西域，军费浩繁，大司农的钱用完了，就把少府的经济拿出来捐献给政府，同时也命令地方上有钱的人，最主要的是如盐铁商人等，也能如他般大家自由乐捐，结果社会响应不佳。现在汉武帝再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了，把其所有权收回，让政府派管理去自己烧盐，自己冶铁，其利息收入则全部归给政府，于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。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。
我们概括上述汉代的经济政策，对工商业是近于主张如近人所谓的节制资本的一面，而在对农民田租方面，则也已做到了轻徭薄赋，但并未能平均地权。
4 汉代兵役制度
4.1 兵役
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。
一个壮丁，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。二十成丁受田，可以独立耕种，所谓“三年耕，有一年之蓄”，从二十三岁起，照理他可以有一年储蓄来抽身为公家服役了。
汉代的国民兵役，又分几种。一种是到中央作“卫”兵，一种是到边郡作“戍”卒，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“役”。
每一国民都该轮到这三种，只有第三种，从二十岁便开始了。
汉代中央军队有两支：一称南军，一称北军。南军是皇宫的卫队，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。当时南北军全部军队合共不到七万人。
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，当卫兵是极优待的，来回旅费由中央供给，初到和期满退役，皇帝备酒席款宴，平时穿的吃的，也不要卫兵们自己花钱。
当戍兵就不同了。一切费用，都要自己担负。论到戍兵的期限，却只有三天。封建时代国家规模小，由中央到边疆，最远也不过五十里，只要半天路程，若在边三天，前后共不过五天就回来了。秦始皇帝统一天下以后，还只要你服役三天，可是路途往返，就得半年以上，衣装粮食要自己带，因此就引起社会大骚动。
汉代戍边还只是三天，可是你可以不去，只要一天出一百个钱，三天三百钱，交给政府，便可免戍。有一百个人不去，应该是三百天的免戍费，由政府把来另雇一人肯去的，一去便要他服三百天的戍役，他也得了这一笔钱。
汉郡太守是地方行政长官，都尉是地方军事首领。地方部队即由都尉管。国家有事，临时召集，这是一种国民兵。各地方并就地理形势，分别训练各兵种，如车骑（骑兵和车兵）楼船（水师与海军）材官（步兵）之类。
中央有南北军，边疆有戍卒，地方上有国民兵，国家一旦有事，这三种军队都可以调用。
4.2 力役
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，还要服力役（更役）。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。全国壮丁按册籍编定，每人每年一个月，替国家义务做工，这在汉代唤做更卒，更是更替轮番的意思。
如是则一个农民，既要到中央当卫兵，又要到边疆当戍卒，还要在地方上服国民兵役。但若不去践更（上番），按当时规定，出两百个钱给政府，也可以代替。
4.3 人口税
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，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，连小孩子都有。
说到这里，却有一严重的问题。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，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，也没有设法使国民人人就业，而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。遇有不克尽此政府所规定的职责的，那便就是犯法了。犯法就得抓去，有的便因此充当官奴，强迫在各政府衙门里做苦工。于是有的人便宁愿出卖自己，做私人家的奴隶。当时规定，奴隶也须缴人口税，而且须加倍缴。但这是由养奴隶的主人家负担的，不干奴隶自身事。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。要是在后代，无业谋生，还可以做乞丐、做流氓，政府不会来管。但在汉代是不许可的。
你要当义务兵、服力役、纳人口税，你的名字住址，都在政府册子上，不去就要出钱，出不起钱便是犯法，就要充当官奴，强迫在各政府衙门里做苦工。于是只有把自己出卖给人家做奴隶。奴隶也须缴人口税，而且须加倍缴，但这是由养奴隶的主人家负担的，不干奴隶自身事。但有钱的养着大批奴隶，反可发大财。
4.4 义勇队
汉代除却规定的义务兵役外，民间还有义勇队，志愿从军的。国家有事，可以自由报名。这叫做良家子从军。那些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，尤其是居家近边境的，平常在家练习骑马射箭，盼望国家有事，报名从军，打仗立功，可以做官封侯，这风气在边郡特别盛。像陇西李广一家便是一著例。
5 汉制得失检讨
让我们简要指出一些汉代制度之缺点。
5.1 经济
土地问题没有解决，形成兼并，富者田连阡陌，穷者无立锥之地，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，全失功效。至王莽把土地收归国有，此事又激起社会多数人的反对，结果失败了。但王莽的废止奴隶政策，却继续为东汉政府所承袭。东汉时代也屡有废奴的诏令，但只要社会经济情形不便，此项诏令是不会有实效的。
5.2 军队
中国地大人众，虽说分区训练各别的兵种，但每年一个月的操练是不够的。中央南北卫，像是常备军，实际上，时期也只一年，数额也仅有七八万人。结果全国皆兵，并不够用。遇到打仗，各地调遣，如会稽吴楚，远赴渔阳上谷，也不方便。所以全国皆兵制，在中国论，一则军队数量太多，二则训练太简略，调动不方便，结果全国皆兵，弄得有名无实，一旦起了问题，还是解决不了。
5.3 皇权相权
上面说过，皇权相权是分开的，皇室和政府也是分开的，这话固不错。
但中国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，往往遇到最大关节，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。
这也可以说是长处，因为可以随宜应变，有伸缩余地。
但也有坏处，碰着一个能干有雄心的皇帝，矜才使气，好大喜功，常常要侵夺宰相的相权。
汉武帝雄才大略，宰相便退处无权。外朝九卿，直接向内廷听受指令。这样一来，皇帝的私人秘书尚书的权就大了。
汉武帝临死时，他的太子已先死，他要把皇位传给小儿子昭帝，他却先把昭帝的母亲处死。他知道小皇帝年幼，母后在内管事不好，但皇室总还需要人管理。以前皇室也得由宰相管，但汉武帝连宰相的事都由他管了，宰相哪里能预闻到宫内事。
于是武帝临死，派一个霍光做大司马大将军辅政。这是皇宫里的代表人，霍光是皇家亲戚，有资格来代表皇家。但照理，宰相早就是皇宫里的代表人，他该就是副皇帝，现在皇帝不把宰相做皇室代表人，而在皇宫里另设一个大司马大将军来专帮皇帝的忙，如是就变成外面有宰相，内面有大司马大将军，皇宫和朝廷就易发生冲突。
当时一称外廷，一称内朝。大司法大将军霍光辅政，他是内朝领袖，外廷则仍由宰相统治。
后来昭帝死，立昌邑王做皇帝，没有几天，又把他废了，另立汉宣帝。当废立时，霍光代表皇室，召集九卿开会。有人说：该请宰相参加。霍光说，这是皇帝家事，用不着丞相政府领袖参加，我们只议定请示皇太后就完了。
霍光的一番话，初看好像也有他的理由。他把皇位继承当作皇室私事，皇室事不必要政府领袖来预闻。他不知道皇室之存在，由于有皇帝；而皇帝之存在，由于有政府。所以皇位继承是政府事，并非皇室事。这并不是我们用现代观念来强说历史，在当时历史情实早本如是。
所以在高后四年，曾有一诏书，说皇帝疾久不已，不可属天下，命群臣公议替代的新皇帝。吕后尽专权横肆，但并没有说立皇帝不要问朝廷。霍光以后，元平元年，昭帝崩，也诏群臣议所立。可见皇帝世袭，是政府法理规定。若遇皇帝无嗣，及其他变化，仍该按照政府意见公议决定。
但这也是一种不成文法，所以霍光得以上下其手。而且霍光纵说政府领袖不必预闻皇帝事，而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来公议所立，可见霍光也是情有所怯，并不敢全违背当时习惯。
再就另一点说，原先尚书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，而内廷诸职，又隶属于御史中丞，现在皇室又另有一个代表人，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名义来掌领皇帝的秘书处，他不让外面宰相知道皇室事，他却代表皇室来过问政府事，如是则皇室超越在政府之上，那岂不是要出大毛病？
所以后来汉宣帝想把霍氏权柄削减，便恢复旧制，仍有御史中丞来管领尚书，如是便由御史中丞透过御史大夫，而达到宰相，内廷与外朝声气又通，大司马大将军便没有权重了。霍家也就垮台了。
就此一节，可见汉代制度，在皇帝与宰相，皇室与政府之间，确是有一番斟酌的。虽没有硬性规定皇帝绝对不许预闻政治的一句话，这也并不是大失错。而且若要皇帝决不预闻政府事，那宰相的任命便成问题。就当是历史情实，既不能有民选皇帝，也便一时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国会来监督政府。这是历史条件所限，并非一两个皇帝私意要如此的。于是皇室与政府，皇帝与宰相之间，遂不免发生许多的微妙关系。
汉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，他自己揽权，尚不甚要紧，他死了，他须替他后代小皇帝着想，于是来一位大司马大将军辅政，便出来问题了。
汉宣帝以下，霍氏虽败，结果还是大司马大将军外戚辅政，还是内廷权重，外朝权轻，于是有王莽代汉而兴。王莽便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而掌握大权的。
到东汉光武帝，惩于前失，因怕大权旁落，自亲庶务，于是尚书地位日渐加重。而外朝的宰相，却分成三个部门。
本来三公是宰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，而实际宰相是全国之首领。后来因有大司马大将军横插进来，所以又把此三公变成大司徒、大司马、大司空三职分别，一个公管领三个卿。
在西汉时，本想把此改革来调和大司马与宰相之冲突的，然而这样一来，大司空完全变成外朝官，大司马却依然代表皇室。从前御史大夫管得到宫廷，现在大司空管不到宫廷。不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职，御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职，权重依然在大司马手里。
这还是皇家和政府权限划分不清之故。中国此下政府里的所谓御史台，便是循此趋势，由皇宫渐渐退回到政府的。
东汉初年，光武帝的私意，则索性把政权全操在自己手里，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，实权则在尚书。换言之，则是由皇帝来总其成。所以后代中国人批评光武帝有事无政，这是以往的历史意见。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，明帝，章帝都好，然而只是人事好，没有立下好制度。
因此皇帝好，事情也做得好。皇帝坏了，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，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。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。
5.4 选举
照汉代原来的制度，在汉武帝时，只叫地方长官每年要选举些孝子廉吏。但后来孝廉充斥仕途，别的进仕之路都为阻塞了，于是大家都争要当孝廉。
本来所谓孝廉，一种是孝子，另一种是廉吏，后来规定每郡满二十万户口的只能举一个，如是则孝廉不分，进城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。后来又因请托舞弊，逼得朝廷于察举孝廉后再加上一番考试，如是则全失却原来察举孝廉之用意。
但中国政权，却因此开放给全国各地了。从此以后，无论选举或考试，都是分区定额的。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，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。因此中央政府里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人民之参加，不致偏荣偏枯。因此中国政府，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，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。而且实际上，也是全国各地永远都有人跑进中央政府的。
又汉制郡县长官，例须避用本郡本县人，如是则中央政府既是绝对的代表全国性的，而地方政府却又竭力避免其陷于地方性。这样才开始大一统的局面，永远维持。而全国各地方声教相通，风气相移，却可使各地文化经济水准，永远走向融和，走向平均，不致隔绝，不致分离。这一制度，自汉代起直至清代始终沿用。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里一最应着眼之点。
汉代之选举制，是否合于近代所谓之民权思想？
第一，汉代察举，其权在地方长官，不在地方民众。长官贤良的固须采访民间舆情，选拔真才。但长官营私舞弊的，却可不顾地方民意，推选私人。
二则选举了送到中央，如何分发，则悉听中央命令。后来并于选来的人，又加以一番考试。这样则岂不是汉代的选举权实际便完全操之在上不在下吗？而且汉代选举，就大体言，最先必进学校读书，才获补吏。补吏以后，才获察举。这由教育而行政实习，由行政实习而选举，再由选举而考试，由考试而任用之几个阶段，骤看极合情理，切实施行，像不会出大毛病。
然而依然有毛病存在。因古代社会，读书机会就不易得。
第一是书本不易得。因此当时虽非封建社会，爵位不世袭，而书本却可世袭。虽不是世代簪缨，却是世代经学。世代经学，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，便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。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，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，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。
当时有所谓家世二千石的。只要家庭里有一个做到二千石的官，他当一郡太守，便可有权察举。他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，他便是足迹遍天下，各地方经他察举的，便是他的门生故吏，将来在政治上得意，至少对他原来的举主，要报些私恩，若有人来到他的郡里做太守，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。因此察举过人的子孙，便有易于被人察举之可能了。上面说过，汉代选举，是分郡限额的，每郡只有几个额，于是却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。如是则每一郡必有几个像样的家庭，这便造成了将来之所谓世族门第，也便是世族门第必然带有郡望之来历了。
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，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汉代之察举制度。但就汉代察举制度之原始用意言，实在不好算是一种坏制度。但日子久了，那制度就变坏了。
5.5 总结
让我们在来看汉代的制度，他们将政府和皇室划分，将宰相和皇帝并列，这不好说全出帝王私心，也不能怪他们安排得未尽妥帖。当知任何一制度，也决不会尽善尽美，更无罅隙的。当至少他们懂得皇权之外有相权，至少已懂得皇室之外有政府了。
再说到选举制度，至少他们已懂得政府用人该有一客观标准，不能全凭在上者之私心好恶。至少他们已懂得该项标准，不该是血统的亲疏，不该是势力的大小。亲的贵的强的富的，都不够此项标准，而采取一项以教育与知识与行政实习之成绩，来定取舍进退之标准，而又懂得平均分配到全国各地区，这也不能不说是在当时已算合理化，已算开明与进步的了。
至于经济政策，一面主张轻徭薄赋，宽假平民，一面主张裁抑富厚，导致平等，这也不算得黑暗，不算得无理。至于此后的演变，无论在政府组织上，无论在选举制度上，无论在经济政策上，都曾发生了毛病。
皇室与政府的关系，终究发生了冲突；选举制度，到底造成门阀新贵族；经济制度、兵役制度都没有弄好，都出毛病了。但我们不能因此一笔抹杀，说汉代无制度，或说一切制度只是专制与黑暗，这是我们必该再三申说的。
唐代已不是汉代的老样子，老制度，他又换了崭新的一套。直要待唐代的新制度又出了毛病，宋代又再换一套。此下明代，清代也如此。